要實現長期的發展，需要把短期政策和長期經濟發展的結構性改革相結合

現在我們討論的一個問題是關於世界各國在刺激政策上怎麼退出，要不要退出的問題。

總是有人問，現在是不是退出的恰當時期？我說，從中國的情況看，是應該退出。理由，我當時講過兩條：第一，中國的經濟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已經保證瞭8%以上的經濟增長，既然第一個復蘇，當然有理由第一個退出。第二個理由，在中國的經濟刺激當中，我們也看到瞭刺激政策的一些代價，主要是大量貨幣的發放，對市場物價的整個形勢產生一些不利的影響。這個我們在市場上已經看到瞭。

還有一條理由，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好好講一講。我們對於經濟到底怎麼發展，應該有一些更深層的看法，所謂刺激政策，就是政府在短期內，用負債、用擴大的貨幣供應來刺激經濟，都是在需求這一側采取的短期辦法。根據經驗來看，它也隻有短期的效果。因為我們不能相信一個國傢、一個民族的經濟的騰飛，都是靠多供應貨幣、靠政府多負債就可以獲得經濟長期發展的一個基礎。所以，我們認為，根據目前的經濟情況，中國應該非常主動地實行有步驟的、堅定的退出政策，讓這個經濟回到一個可靠的增長的基礎上來。

我還講另外一個看法，退出要和一些進入組合起來，因為大傢擔心，現在巨大的經濟增長是靠政府下放的投入在支撐，一旦退出，這個速度還會保證嗎？這個問題是存在的。但是，這個問題的解決方向，不是說由於擔心政府退出，經濟速度就會下滑，所以政府要繼續保持高強度的刺激。也就是說，高額的負債和過量的貨幣。我認為，正確的解決辦法是讓經濟回到能夠持續增長的可靠基礎上來，最重要的是供給一方進行結構性的改革，所以退出和進入要組合。政府的負債、過量的貨幣供應要退出，堅決有步驟地退出，但是結構性的改革要進入，要加快。特別是由於全球應對金融危機，似乎形成瞭一個全球的輿論，市場出瞭問題，政府來救。現在看起來，政府的救也不會免費，美國、歐盟，更不要說日本，某種層面也包括中國。

為瞭應對這場金融危機，政府這一側的經濟政策方面都發生瞭一些變化。像美國的財政赤字會占這麼大，占GDP的10%以上；而當年歐洲國傢在加入歐盟是有協定的，財政赤字占GDP比例是有控制的，但現在很多歐洲國傢都很遠地離開瞭這個原則。

所以，為瞭應對金融危機，政府使瞭很大的力量，人類的下一個危機可能就是財政性的危機，像最近土耳其發生的事件；還有我們在達沃斯開會，還聽到有一些歐洲國傢要發生類似的麻煩。我想這個經濟發展問題，還是要回到根本的方面來。

到底靠什麼來支持經濟增長？我想這個道理還是很簡單的——就是要在供給這一側，動員更多的人，更積極地刺激市場需求，從事有效的生產，這是經濟增長的根本。短期的刺激政策也許必不可免，但是不能把這個看成是長期經濟增長的一個基礎，這個中間的政策不能混淆。如果混淆，2049年的中國很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個面貌。中國過去的經驗也證明瞭這一點。

我指出兩條歷史經驗。1980年代時候的中國，當時有一個所謂的躍進，財政赤字是抬頭的，貨幣也是超發的，但是1980年以後中國很快進行瞭改革，包括農村改革、城市改革，這個改革是實質地改變瞭經濟活動當中的基本關系，重新界定瞭普通人的財產權利，界定瞭普通人、地方、企業活動的自由空間，這激發瞭一部分供給的增加。所以1980年的財政、貨幣的不太正常被改革消化掉瞭。

第二個例子，1997年，中國的經濟遇到瞭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那一年為瞭對付亞洲金融風暴沖擊，中國政府也采用瞭擴大開支，加大政府項目，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因此財政變量、財政赤字、貨幣供應方面也出現瞭短時間的不正常、不健康情況。但是1997、1998年以後，中國除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啟動瞭改革，特別是對龐大的占有大量資源的國有企業體系進行瞭改革，對金融體系進行瞭改革，對政府壟斷的大產業部門進行瞭適度的開放，特別是通過WTO的簽訂，中國擴大瞭對外開放，增加瞭全世界資本、信息、技術、人才和中國資源的組合。

因此，1997年、1998年以後，中國短期的、不健康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也就被這個改革的成果取代瞭。

這次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規模可能超過以往，遇到的挑戰也將超過以往，但是基本的道理相信是一樣的。僅僅有短期超發貨幣、政府擴大赤字，是不夠的，因為借瞭錢將來要還的，政府用什麼來還這些債務呢？如果不靠稅收，靠多發票子，市場物價就會發生變化，物價最水平也會發生變化，最後隻能帶來企業、傢庭、個人做決策的困難。

因此，這絕不是長期發展的一個根本可靠的基礎。可靠的辦法還是要把短期政策和長期經濟發展的結構性改革相結合。今天，這方面的任務不但依然很多，而且依然很艱巨。為此，我的看法，我們不能僅僅著眼於年度的GDP增長，要著眼於長期經濟增長的基礎。所以，我想當下問題的解決方向就是逐步縮小刺激政策，退出刺激政策，同時啟動結構上的改革，讓中國經濟，面向2049的中國經濟，有一個更可靠的發展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