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小康·財智》記者繭子

　　《小康·財智》：在目前的中國發展中，您認為最突出的問題是什麼？

　　吳敬璉：目前有兩個突出的問題需要引起註意。一個是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的問題日益突出。另外一個突出問題，是社會環境的惡化。其中又包括兩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腐敗的蔓延和貧富差距的擴大。

　　中國經濟學界最近幾年進行瞭兩次大的討論，大多數經濟學傢對於這些問題的根源有瞭比較明確的判斷：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我們的增長模式，或經濟發展方式存在嚴重的缺陷。所謂經濟增長模式，是指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和人力資本(即人的知識和技能)等生產要素各自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從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中國一直采取主要靠投資拉動增長的經濟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必然造成投資率不斷提高和消費率不斷降低以及內需不足。為瞭彌補最終需求不足所采取的刺激出口的政策，可以在一段時間，比如說十年、二十年內維持GDP的高速度增長，但是，所有采取這種發展戰略的東亞國傢和地區的歷史都表明，這種經濟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

　　金融危機讓我們更加痛切地意識到增長的模式如果不改變，將導致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讓經濟體系中充滿瞭虛擬的資產，整個金融體系變得脆弱。甚至出現所謂資產負債表的危機，就是資產負債表的借方和貸方不對應瞭，一些企業的資金鏈斷裂，甚至出現一批企業倒閉的連鎖反應。

　　大量的貨幣沒有對應的物質財富。這時政府的宏觀經濟決策陷於進退維谷的兩難困境：如果不以較大力度實行緊縮政策，資產泡沫就會繼續膨脹直到爆破，或者爆發嚴重的通貨膨脹。但是緊縮到位，由於攤子已經鋪得很大瞭，沒有後續資金註入，投資項目變成“半拉子工程”，工人失業，經濟增長速度急速下滑。面對這種狀況，出路在哪裡呢？出路就在於轉變這種經濟發展或者經濟增長的方式。

　　《小康·財智》：對於經濟增長模式，您認為中國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

　　吳敬璉：唯一的出路就是從依靠投資和出口驅動的粗放增長模式轉變為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的集約增長模式。

　　這個正確的發展思路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就已經提出過。10年以後的2005年，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轉變增長方式作為2006-2010年五年的經濟工作的中心內容。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須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三個轉變：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這些提法都非常明確，非常重要。但是一直沒有得到有效的執行。

　　強勢政府控制下的粗放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的，近年來經濟和社會事態的發展充分說明，靠政府強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資源實現的增長，不但不能長期維持，而且會造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後果。

　　《小康·財智》：您認為中國發展與轉型有哪些體制障礙？怎樣消除這些障礙？

　　吳敬璉：2005年制定“十一五”的時候，許多學者通過深入的觀察，提出瞭深刻的意見：經濟轉型進行得不順利的主要原因，是舊體制的遺產沒有得到消除，這已經成為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主要障礙。其中最重要的體制障礙是四點：

　　政府擁有過大的資源配置權力，妨礙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國有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並壟斷重要行業；各級政府握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如控制銀行信貸資源、土地資源，各級官員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幹預。

　　GDP作為政府的政績。目前考察各級黨政官員政績的主要標志是GDP的增長，整個社會也是有這樣一種觀念，促使他們向所謂“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投入大量資源來營造“政績”。

　　財稅體制。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和物質生產增長緊密相聯，從收支兩方面看都是這樣。因此各級政府不能不把主要註意力放在物質生產部門的擴張上，從而輕視公共福利，如教育和醫療。

　　行政幹預使市場價格信號扭曲。所謂市場機制，就是市場供求決定的價格引導資源流向的機制。郵局行政定價和行政幹預，在資源配置上，市場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壓制。上遊產品、原材料、信貸等的價格不是由市場供求決定，而是被行政定價所扭曲，這些資源隻能直接或間接地由行政手段配置，促成資源的大量誤配和浪費。

　　總之，要實現轉型，關鍵要有個好體制。好體制靠什麼？要靠改革。不單要靠經濟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小平同志在上世紀80年代就主張，“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隻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

　　經濟轉型要消除體制性障礙，這需要建立有利於創新、創業的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政治體制，比如說平等對待各種不同所有制經濟、營造法制環境等，而不能開倒車。

　　體制問題如果轉不過來，不管用多少政治號召、道德上的說教去打動，作用都不大。